“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并将生物制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为跨国医药企业参与“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新机遇。
近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下称“年会”）召开。年会期间，国家卫健委和中央财经委等有关部门均释放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疗等重点领域科技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和加大对外开放的积极信号。
多名与会跨国医药企业高管均积极回应，将扩大在华业务，加大在细胞疗法等前沿领域的本地化生产能力，继续投资本地创新并加强创新合作。
在深度参与中国医药创新的过程中，这些跨国医药企业对中国医药创新生态也有更多期待：其一，优化完善与创新相匹配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价值认定和支付机制，为企业提供制度性激励；其二，以临床需求为导向，推动市场和监管的关注点从产品创新转向系统性集成创新，加大中国在疾病治理和创新方案上的输出能力，完善涵盖患者、医疗机构、国内外制药企业和科研院所、社会资本以及监管部门等多方的医药创新生态。
跨国药企深化在华布局
据国家卫健委消息，22日，上述年会“谋划‘十五五’国民健康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圆桌会召开。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出席会议并介绍企业关注的形势与政策问题，国家卫健委、医保局、中医药局、疾控局、药监局和北京市有关负责同志作发言。境内外医药领域知名企业负责人、国内高水平医院、高端智库代表等参加会议。
会议称，中国已作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决策，明确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14亿人口健康需求巨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是国内外企业发展的重大机遇。
同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文秀在年会期间作主旨演讲时也提到，中国已经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在此基础上还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推动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推进数据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
“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更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韩文秀说。
此前的21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集体会见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企业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吴思泊，及诺华、阿斯利康、罗氏集团、勃林格殷格翰、欧加隆等5家跨国医药企业负责人。双方就医药行业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情况及关注的问题等进行了交流。
中国政府释放的这些友好信号，在年会期间也得到跨国医药企业们的积极回应。
“国际合作至关重要。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医疗健康领域的诸多挑战，全球医疗健康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互联互通的创新生态体系。”赛默飞世尔科技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葛士柏说。
诺华公司首席执行官万思瀚表示，中国已经成为诺华全球第二大市场。为进一步增强在中国市场的研发、生产和运营布局，诺华预计将投入超过33亿元，并在今年启动大规模的投资扩建计划，扩建计划包括北京昌平工厂和上海园区。与此同时，诺华还将积极探索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中的潜在外部合作机会。
阿斯利康全球首席执行官苏博科介绍说，在生产端，近日阿斯利康已官宣在广州建设放射性偶联药物生产供应基地，并计划扩大和河北石药集团在先进生物制剂生产上的合作，此外将在细胞治疗领域在华开展一些新的建设。在研发端，该企业刚刚与清华大学签署校级科研合作协议，双方将重点围绕人工智能辅助药物研发领域开展合作。
苏博科所提及的在华合作项目，均是在3月19日到21日三天内密集达成的，覆盖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座一线城市。这一系列动作，在业界人士看来，是对阿斯利康此前投资承诺的兑现——今年1月，阿斯利康宣布2030年前在华投资逾1000亿元，以扩大在药品生产与研发领域的布局。
包括诺华和阿斯利康在内，据行业机构截至今年3月中旬的不完全统计，2025年以来，至少有7家跨国药企深化在中国的布局，增加在华整体投入，这些投入大都集中于生产端和研发端。
换言之，这些跨国医药企业在华投资，聚焦于提升本地化生产能力，并希望深度绑定本土创新资源。
“如今，全球25%的临床试验都在中国开展；同时，1/3的全球生物医药价值也都流向中国，而在10年前这一数值不到1%。未来几年，中国在我们这个行业能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苏博科说。
企业聚焦健康与创新的政策协同
“十五五”是力求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时期。如何系统性完善中国医药创新的支持生态，成为跨国企业们的共同关切。
前述圆桌会提出，希望包括跨国企业在内的各方在促进科技创新、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深化合作、改革创新、共谋发展。
万思瀚认为，“十五五”期间，中国政府将生物医药从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成为新兴支柱产业，可以强有力地推动创新。创新成效最终也会体现在人口生命质量的提升和延长上。
但要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医药创新生态，在他看来，还需要让每一个创新成果都能够转化为医疗服务。所以，医疗系统必须始终处于创新应用的准备状态，包括完善疾病诊断、治疗路径以及人才发展等环境。
西门子医疗全球首席执行官孟天齐持相近观点。他表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日益成为中国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对于心血管疾病、癌症等重大慢病，不仅需要创新产品，还需要早期干预和长期健康管理，这就需要推动产品创新转向系统化的创新。这种创新转型，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机遇。因为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同质性和协同性较高，能够更好地以政府力量推动体系变革。
雅培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罗赋德则提到，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规模世界瞩目，服务了14亿人口，拥有了500多万名医师、3.8万家医院、超百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这些一线医生对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有着最直观深刻的理解，所以可持续的创新生态一定要以医院的临床需求为导向。先由医生提出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再由企业牵头研发，最终疏通创新产品“进院”的路径，并由医保与多元支付体系，解决患者和医生的用药顾虑。
除了聚焦医疗、医保与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协同，还有一些与会企业界人士将视线放在了创新的制度性激励机制和以临床为导向的创新评价体系上。
“创新还需要一个明确的、可预期的，基于科学的监管框架予以支撑，需要继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尤其是需要加快建立起与国际接轨、与中国创新能力相匹配的临床试验数据保护制度。”万思瀚说。
礼来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戴文睿提出，对于新药、新技术及相关医疗服务，一方面应该更好地获得来自医保的支付保障，另一方面需要在临床中用HTA（卫生技术评价）等手段去衡量它们的效果，综合评估它们的成本效益。
为提升创新干预的价值认知和评价体系，葛兰素史克（GDK）在年会上发布的一份企业专题报告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推动价值评估标准升级，在创新药评价中更全面反映干预措施在全社会视角下对人口健康、劳动供给与社会经济韧性的长期贡献；二是依托国家医保局正在开展的真实世界医保综合价值评价试点工作，逐步建立创新疗法“价值验证”的数据闭环；三是强化跨部门政策协同。
“在科技创新、医疗保障与医防融合等政策环节中，鼓励以综合价值为导向的创新投资，引导资源向具有显著健康和社会回报的技术与服务模式集中。”葛兰素史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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