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27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由吉林撤退到舒兰以南的一个宿营地，打前站的管理处处长何敬之，预备了一点酒菜，请参谋处处长李作鹏、情报处处长苏静、通信处处长张瑞到他住处吃饭。大家在炕上刚刚坐定，林彪闯了进来。他一见李作鹏端着酒杯，勃然大怒，顺手把炕桌掀翻，把桌上碗、筷、酒、菜稀里哗啦弄了一炕。接着，他就抄起一个挎包，要抡打李作鹏。跟随林彪的前方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陈沂和秘书季中权连忙拦住。林彪破口大骂：“你们还在这里醉生梦死，部队搞得这样乱七八糟，你们也不心急。”他指着李作鹏责问：“部队现在在哪里？”又指着张瑞的鼻子说：“电台现在还没有到，与部队联系不上，你们也不管！”
林彪平素沉默寡言，像这样大发脾气是很少见的。他所为何事？事情要从四平保卫战说起。
四平保卫战，民主联军陷入被动局面
1946年4月初，国民党军集中11个师，从沈阳由南北两个方向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南面以新六军为主力进攻本溪，北面以新一军为主力进攻四平。
解放军作战的原则是“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当敌人进攻时，一般应当退却，待敌人分散后，再集中兵力寻机各个歼灭敌人。按照这个原则，四平不应坚守。
但是，当时国共双方正在马歇尔的调停下进行关于东北的和平谈判，谈判很可能达成就地停战的协议。也就是说，当停战协议生效时，谁占的地方就归谁。在这一特殊形势下，坚守四平就比从四平后撤有利。于是，林彪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从4月18日起，在东起火石岭，西到八面城的百里防线上部署了6个师的兵力进行顽强抗击。
4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局和林彪电，要求“南满部队速调一部北上，交林直接指挥作战”。
遵照这一指示，林彪决定将由本溪北上的第三纵队两个旅迂回到昌图县双庙子一带，卡断进攻四平的国民党军的后路。
5月3日，毛泽东得悉后致电林彪：“集中两个旅于双庙子以南开辟第二战场，断敌后路，计划甚好，望坚决执行。但该两个旅新到疲劳，似宜给以数天休息与准备时间，然后举行攻击。”
此时，民主联军把重点放在守四平上，国民党军的进攻方向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杜聿明决定首先打下本溪，然后抽调攻占本溪的新六军和第五十二军北上，以加强进攻四平的兵力。在占领本溪之前，他命令郑洞国休整部队，暂时缓攻四平。为了迷惑林彪，他还采用林彪惯常使用的声东击西之计，通过报纸发布了他到四平督战的消息。
4月29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本溪。民主联军因寡不敌众，经5天奋勇抵抗后于5月3日主动撤出本溪。
5月6日，毛泽东致电萧华并告林彪：“本溪虽失，你们牵制敌人甚多，这就是胜利。望鼓励各旅继续在本溪周围阻击敌人，并派部袭击敌之来路，务使新六军、五十二军不能北上为要。”
然而，“务使新六军、五十二军不能北上”的任务已经难以完成了。从5月8日起，杜聿明占领本溪后，用火车把新六军星夜从辽阳赶运到开原。5月13日，新六军在开原一带集结。
此时，在昌图一带的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就由进攻转入防御，由迂回到敌侧后，开辟第二战场，以进攻攻打四平的国民党军，改变为阻击新六军了。
本来，在沈阳以南的本溪和在沈阳以北的四平，是两个战场。民主联军为了加强北线守四平的兵力，将南线本溪方向的兵力北调，从而削弱了南线。杜聿明攻占本溪后，减少了后顾之忧，将进攻本溪的兵力北调。民主联军兵力集中了，杜聿明随之也将兵力集中，民主联军仍然未能摆脱被动局面。
为摆脱被动局面，林彪决定撤退
1946年5月14日，新六军等部4个师在四平以东的威远堡同民主联军第三纵队遭遇。新六军以小部队同第三纵队在阵地上厮杀，同时，使用600辆汽车，装运主力强行北上。途中遇到沟坎或道路翻浆时，便铺上钢板通过。等三纵发现要堵截时，汽车队已绝尘而去。新六军突破三纵防线后，迂回到四平东北，企图割断守军退路。
林彪看到国民党军的意图是占领四平东北的制高点塔子山。如果国民党军占领了塔子山，整个四平的防御体系就有崩溃的危险。5月17日，三纵报告：“新六军攻占西丰、平岗后，于晚6时进占哈福站。”林彪立即向秘书口述命令：“再命塔子山守军，最少明天要顶半天，不惜一切牺牲。”
此时，民主联军经过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伤亡已达8000余人。5月18日，林彪致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情况危急。”
怎么办？撤不撤？林彪决心难定。几天来他昼夜无眠，低着头在屋内来回踱步。
林彪的住处同房东的住房窗户对窗户。他在屋内的一举一动，房东可以一览无余。一天中午，房东大娘问林彪的秘书季中权：“你们那位同志（指林彪）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季中权纳闷地回答：“没听说丢什么东西啊！”
大娘说：“怎么没有？那位同志低着头在屋里找了一上午。”
季中权恍然大悟，不禁失笑。
经过反复思考，为摆脱被动局面，林彪决定撤退。他把前方野战政治部正、副主任陈正人、陈沂叫去，要他们起草从四平撤退告全军的电报。
林彪说：“估计敌人明天即可占领塔子山。塔子山如失守，敌人就可从我们侧后迂回，割断我们的退路，那我军就将完全被动，甚至有被歼灭的危险。”
林彪停了一下，感到对这一仗还应当辩证地看，为了鼓舞士气，应给予一定的正面评价。他接着说：“要告诉部队，这一仗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赢得了在后方发动群众、清剿土匪的时间。部队也得到了锻炼。”
随后，林彪下达了撤退命令，并要求七师在三道村子北山、七旅在四平东南高地掩护全军撤退。
5月18日深夜，林彪致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车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
作战科科长王继芳叛逃，使林彪面临“每战必殆”的局面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撤退本可以摆脱被动，但是，在这节骨眼上，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科长王继芳叛逃，导致部队在敌人追击下十分被动。这是林彪大发脾气的远因。
王继芳，四川人，参加过长征，延安抗大毕业，抗战胜利后调到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科长。在四平保卫战期间，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驻在四平北面的梨树县。当总部由梨树县向公主岭转移时，王继芳托词要等人，结果临阵叛逃，叛变后改名王瘦芳。王所以叛变，除了害怕艰苦、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迷恋上了当地一个富户的女儿。他叛逃不久就同这个女孩子结了婚。解放军解放成都后，他被捕，然后被押送到当时在武汉的四野总部判处死刑。当时，国民党军得到王继芳这个叛徒后，任命他为少将参议，并在报刊上大肆宣传。
作战科隶属于参谋处，李作鹏对王继芳叛逃负有领导责任。据李回忆，林彪虽然没有就此事批评他，但对他态度明显冷淡了。
王继芳叛逃在作战上给东北民主联军带来了严重恶果。国民党军得悉东北民主联军能够破译国民党军的密码电报，于是在密码上加了密，使民主联军一时难以破译，从而不能及时了解敌情；反之，国民党军则知道了民主联军的番号、人数以及撤退命令。但是仅仅如此，国民党军还不敢进攻长春。因为当时在东北督战的白崇禧和杜聿明听说在东北民主联军中有6000名苏联红军的便衣队，顾虑如果进攻长春可能会同苏联红军的便衣队打起来，会招致北面苏联红军的反击，引起国际纠纷。当他们从王继芳那里得知东北民主联军中并没有苏联人后，便解除了这一顾虑。于是，一改小心谨慎的作风，不怕分兵冒进，利用其机械化优势，多路疯狂追击。据时任民主联军第一师政委的梁必业回忆：王继芳叛逃后，“带走了我军撤退的命令。敌人不仅知道了我军的行动部署，还了解到了各部队的兵力和主官的姓名。因此，倚仗精良的美械装备，放肆地进行追击。几个人坐上一辆吉普车，带上一门炮就可以在公路上向我后撤部队炮击。但是，我军的战斗力仍然基本得到保存。敌人在追击中除占领一些地方外，对我军力量并没有什么损伤，连一个班也没有捞到”。
尽管部队力量得以保存，但由于在敌人全线猛追的情况下，总部与各部队电台都处在不断的撤退行动中，因此联系常常中断，使林彪既不能了解敌情，也不能掌握部队。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林彪当时正面临不知彼又不知己的状态。
迫切需要及时保持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联系
此外，林彪还迫切需要及时保持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联系。早在1946年5月1日，毛泽东就接受了林彪的意见，在电报中明确“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得到中央授权后，林彪于5月10日致电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的领导人的职责分工提出调整意见，建议在罗荣桓赴苏联治病期间，由高岗代理罗荣桓第二政委的职务，谭政任政治部主任，陈正人任政治部副主任兼前方野战政治部主任，萧劲光任北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分工着重铁路、汽车的运输交通管理。建议彭真“除一般的领导和各种政策的领导外，其次为财政经济工作”。
5月11日，彭真复电林彪并报中共中央，认为对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领导人的职责分工需要召开会议研究。
5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和东北局：“照林彪电以高岗代理罗荣桓为第二政委……此事如东北局同意，望速通知高岗。”但对林彪其余意见均未表态。
毛泽东之前虽然明确“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但现在已经撤退，四平前线已不复存在，军事政治指挥是否还“统属”下去？中央对他提出的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领导人的职责分工究竟态度如何？因为林彪心中悬着这两块石头，非常希望了解中央的态度，所以每到一地，都要首先问电台同中共中央及各部队的联络情况。
李作鹏等人占用了电台的吉普车
到达舒兰时，林彪见电台迟迟未到，一问原因，才知道是李作鹏等人占用了电台的吉普车，电台人员没有车，掉了队。
林彪知道李作鹏爱喝两盅，绰号李大烧锅，心想形势这么紧张，他总不至于又喝酒去了吧？林彪憋了一肚子火，让秘书带他去找李作鹏。
林彪等人到了何敬之的住处，进屋后，果不其然，看到李作鹏等正围坐在炕桌旁喝酒。他焉能不发火？这就是他掀翻李作鹏等人饭桌的近因，或者说是导火索。
对此事，李作鹏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在战斗岁月中，受到的最严厉的批评。到舒兰后，林彪因又急又气病倒了，我的心情更加痛苦不堪。我主动到陈正人面前承认错误，并痛哭一场，第二天我就向林彪呈递了书面检讨，检查自己应承担的责任。这次教训对我来说真是刻骨铭心、悔恨万分。林彪的痛骂成为我工作的警示，终生难忘，使我今后在工作中不敢有丝毫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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